中石化開放下游業(yè)務被指沒誠意:不解決油源都是空話

 

毛加祥亦認為，未來成品油領域的改革會完全市場化。社會資本進入后，加油站將不再是純粹的中國石化附屬加油站，則這些加油站需要與煉廠之間有一個與市場接軌的價格。屆時，不同加油站若以不同的價格結算，會十分復雜，可能引發(fā)諸多問題。

 

可操作性待明確

 

無論是板塊獨立還是省域合營，中國石化的做法均只限于其單個公司資本層面的開放，目前暫不涉及實業(yè)層面壟斷的破除和開放。

 

部分民營油企和國際石油公司認為，此舉缺乏誠意和可操作性。一些更激進的改革主張是，應當考慮直接在母公司或整個集團層面，考慮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能性。但這將涉及更為復雜的利益關聯和政經取舍，決非中國石化自身可以決定或推動，恐怕需要更高層的決斷與模式突破設計。

 

再看中國石化已經披露的改革思路，其改革前景仍有諸多不確定性。從加油站數量規(guī)模看，中石化集團逾3萬座加油站的體量，遠超中石油的2萬多座，但兩大巨頭之外、由社會其他單位控制的加油站也有5萬座之多，且主要為軍隊或其他國有單位擁有或控股。由此可見，即便中石化單獨對民資放開下游，民資在整個成品油銷售行業(yè)中仍處于劣勢。

 

更大的問題，在于油源上的被“卡脖”。中國的石油體制，從上游勘探開采的準入，到中游煉化環(huán)節(jié)的原油進口，再到下游成品油進口，對民資做出了全方位限制。

 

崔新生因此認為，在區(qū)域市場成立獨立合營公司的做法“行不通”。兩大集團仍可對省域獨立公司進行垂直控制，新公司的油源配比，還是依靠兩大集團的中上游。在撼動這一體制之前，由單個公司在資本層面開放下游，必然導致“民企無空間，外資無利益”。

 

對民企而言，重要的不是股權比例，而是放開以油源為主的市場壟斷，讓作為國有資產的油氣資產實現自由流轉；對跨國石油公司而言，重要的也不是股權比例，而是實業(yè)層面的合作。

 

一家國際石油巨頭負責下游的高管私下對記者表示，如僅限于資本層面開放，沒有產業(yè)層面實質的好處，那主要是各種基金來進入，對實業(yè)公司基本沒有吸引力。“若在銷售層面合作，我們可能會感興趣，可以在品牌等多個方面合作，可以收獲實際利益。”

 

民企則會更加謹慎。崔新生甚至指出，下游板塊的多年壟斷，已造成了尋租和腐敗的滋生。按國家現有行業(yè)政策，民營企業(yè)不能進入中上游開采和煉化，所以下游零售板塊的倉儲和加油站就成了內部腐敗的一個緩沖地帶。“民企把握不了油源，因此像計劃經濟時代雙軌制一樣，兩大集團的加油站和批發(fā)公司、煉廠之間有內部價格，社會加油站則要按照市場價格購買，這就形成了完全不平等的競爭。”

 

中國民營油企在下游的發(fā)展，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。彼時，兩大集團剛剛成立，還未顧及到占據下游市場，導致民營油企雨后春筍般成長——先是成品油的倉儲，其規(guī)模已遠超兩大集團。“那時，一家民營油企一個月就可以賺到上千萬，”崔新生回憶，“后來從倉儲過渡到了做加油站，民營加油站出來后，政府也就默認了。”

 

長聯石油副總裁董虹光回憶：“那時加油站少，兩大集團自己的加油站更少，需要把成品油銷出去。經常發(fā)生憋庫，一憋庫兩大集團就求民營企業(yè)。”

 

政策的收緊，始于1998年春。1998年3月，國務院宣布重組石油工業(yè)，變分業(yè)經營為混業(yè)經營，中石油、中石化成為兩大貫穿整個產業(yè)鏈的壟斷石油集團，并同時獲得石油進出口經營權。

 

1999年5月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(fā)經貿委等八部門的38號文，規(guī)定兩大集團之外，不允許獨立的成品油批發(fā)企業(yè)存在。2001年9月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(fā)72號文，對38號文予以重申。由此，兩大集團開始大規(guī)模進行加油站建設和并購，民營油企在油源上開始遭受“卡脖”。

 

董虹光稱，當時的中石化、中石油都已具有政府賦予的行政管理職能——民資若要建立加油站，必須和兩大集團簽訂供油合同，才能獲得油源。

 

2004年，為維護自身利益，崔新生追隨民營油企風云人物龔家龍，組建了全國工商聯石油商會。“商會成立時，民營油企占據的市場規(guī)模已非常龐大，利益對立已異常尖銳。與兩大集團開會時，有人甚至跳上桌子抗議它們卡脖子。”

 

從1998年到2008年，因油源被卡，民營油企迎來了長達十年的蕭條期。“當時民資的確可以搞加油站，民營加油站也可以從兩大集團買到油。但這個油是市場價格，而兩大公司是內部價，是完全不平等的競爭。”

 

2006年，中國政府曾向WTO承諾，放開油品批發(fā)市場。但民企做批發(fā)，仍必須從國有煉廠買油。雖然個別省域存在一些地方小煉廠，但其原料油仍然依賴兩大集團，苦不堪言。

 

避免“控制力誤區(qū)”

 

民營油企的難堪境遇，正是中國國資、國企改革陷入“控制力誤區(qū)”的表現。

 

中石油原油氣資源管理局局長查全衡稱，中國石油體制一大癥結，在于(國家)對油氣資源和儲量的控制，使之無法自由流轉和交易，在這方面沒有真正的市場機制。

 

這與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程偉的想法相仿。程偉表示，盡管中石化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，但石油行業(yè)并未做到建立在行業(yè)科學管制基礎上的開放。

 

在程偉看來，產業(yè)的開放和產權的流轉，是發(fā)展混合所有制的基礎。產業(yè)的開放，需要行業(yè)的科學管制做前提；但當前產權流轉的問題，在于把國有的控股地位和國家的產業(yè)安全混為一談。

 

“產業(yè)安全是靠產業(yè)管制來決定的，而非靠國有控股來決定。”程偉說，石油行業(yè)混合所有制的發(fā)展，正是這一“控制力誤區(qū)”的典型體現。中國政府既未在產業(yè)層面放開，又未放棄對行業(yè)任何環(huán)節(jié)的控股權。

 

一位國際石油公司高管反問：“入了半天股，沒有任何發(fā)言權和控制權，頂多有一個資本收益。這樣的話，民企和外企誰會感興趣？”

 

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南美國家提出的，其主旨是用以解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一種經濟形式，是發(fā)展中國家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后碰到的必然挑戰(zhàn)。

 

相對于國有或私有，混合所有制處于產權的中間地帶，其穩(wěn)定性和走向也最難控制。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陳清泰指出，中國市場化改革中對國有資本控制力的片面強調，使得發(fā)展混合所有制的企業(yè)中資本所有者的權益被忽視，而走向歧途。

 

陳認為，國有企業(yè)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工具，配置資源和推動經濟增長的抓手，始終處于“半政府工具、半市場主體”的狀態(tài)，政企不分，也不能分。

 

此次“兩會”期間，傅成玉有關“民資參股無比例限制”的表態(tài)，使市場對國資改革有了更高的預期。但鑒于混合所有制實施中存在上述難以回避的硬傷，業(yè)內預計，中石化下游板塊重組計劃，對民資與外資尚缺乏足夠吸引力，具體落實也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。

 

“中石化僅僅是釋放了一個信號，還遠未到具體實施的階段。從釋放信號到具體落實，我覺得怎么也需要一兩年的時間。”毛加祥稱，“至于民資怎么進來，國外戰(zhàn)略投資怎么進來，這些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，還遠未到討論的階段，還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論證。”

 

但在采訪中，有更多的樂觀人士向記者表示，中國石油行業(yè)的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有望在更大的橫向和縱向領域展開，尤其是在各界對石油業(yè)壟斷抱怨經年、 在中央嚴厲查處中石油腐敗窩案之際。

 

中國石油集團掌控著中國石油行業(yè)主要的上游資源，包括90%以上的油氣管網，以及大慶、長慶、遼河等核心油田。去年以來在中石油系統(tǒng)進行的大規(guī)模反腐，將石油業(yè)上下游一體化壟斷的體制弊端暴露無遺，各界期盼決策層順水推舟，爭取在內部阻力相對更小之際，下決心推進該領域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深化。

 

分析人士指出，中石油展開大力度反腐措施之時，正是石油行業(yè)進行全面改革最有利的時間窗口，行業(yè)內部既得利益團體的阻力也最小，相對更容易就混和所有制問題達成新的共識。

 

傅成玉之所以明確提出不必受限于民資入股30%的上限，或正是看到了這一大趨勢。據記者了解，新疆、四川等地方政府亦提出，要在油氣開采領域打破央企壟斷，推進混合所有制。

 

“兩會”期間，周吉平亦透露，中石油共搭建了六個合作平臺，準備采用產品分成的模式全面引入民資，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。這六大平臺分別包括：未動用儲量、非常規(guī)、油氣、管道、煉化(地方和海外)和金融板塊。業(yè)內認為，這將成為中石油新一輪改革的重要方向。

 

國家能源決策層無疑也看好、看準了這一時機，并擬有所動作。國家能源局日前發(fā)文稱，將向第三方無歧視開放油氣管網。這一改革措施，將解除對油氣基礎設施市場的管制，允許獨立油氣生產商使用國內的油氣管網。

 

油氣領域全面改革，已是大勢所趨。諸多能源專家認為，這場改革絕不會一蹴而就，既得利益者也不會輕易退出。但“只要往前走”，在各種勢力的激烈博弈中，中國石油行業(yè)必會逐漸走向眾人期盼的市場開放和監(jiān)管優(yōu)化，混和所有制遲早會成為一個現實選擇。